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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当天中午活动基本宣告结束，在吊床上睡觉的A哥与后来被列为被告的7名骑友直到下午4时后，才一起沿109国道复线人间距离逐渐拉开数公里，A哥在行至落坡岭铁道口上坡处400米时停车接听手机，被后面的车友陆续超过，这些车友表示，再听见他的消息时，是接到路过的机动车驾驶员提示，有骑友受伤摔倒，“骑在A哥之前的最后两位骑友最先返回事故现场时，已有接到报案的民警先行驾车到达。但见A哥面部着地，摔倒在路面，昏迷不醒，血水沿坡形路面流出10余米。”

　　2016年9月8日 ，A哥家属以“生命权、健康权、身体权”纠纷为由，向门头沟法院提请诉讼，起诉北京市自行车运动协会和上述7名骑友，要求赔偿各类损失约147万余元，“起诉状称车协对骑行活动未尽到组织管理监督职责，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；7名车友未尽到妥善的管理协调、安全防护义务，更未尽到必要的照顾及注意的义务。事故发生时骑友无一人在现场，未采取任何积极有效的救护、帮助措施。被告应对A哥的死亡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。”

　　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、中国体育法学研究会理事马法超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，骑行、登山、徒步等户外运动近年发展势头迅猛，这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必然产物，说明人们有相应的健身和娱乐需求，这对体育相关产业的发展是一个良机，同时也对国家的配套设施、团体的相关服务、企业的产品质量尤其是个人的风险意识等提出更高的要求。产生类似法律纠纷的原因，主要就是风险意识不足，保障措施不到位。作为其他参与人，在能力范围内有一定的互助义务，但这个义务应有一定限度。“目前，民间自发的活动也好，商业性的比赛也罢，产生的纠纷问题都可以在现行法律法规中找到相应的解决条款，没有必要再另行立法。”

　　马法超表示，在普通的骑行活动中，组织者应该事先做必要的告知，通知参与人此次活动的参与条件、物质保障和必要的风险提示等内容。最好签订书面合同，明确权利和义务，“这一点，除了比较规范的商业活动外，AA制的活动及公益性活动，也都要尽量做到这一点，这样可以事先避免一些无意义的纠纷。”而从参与者的角度，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成年人，应当有基本的风险意识，“评估自身能力是否可以从事该项体育运动，在经验、体力、运动知识和装备方面，都应努力准备，这是基本要求。同时，为了转移或减轻意外伤害带来的损失，尽量要投保人身意外伤害险。”